2017年3月30日，来自国内外的100多位国际学校校长、国际教育学者、专家齐聚蓉城，参加2017中国西部国际高中教育发展论坛。此次论坛由四川成都树德中学主办，华樱出国、成都树德中学国际部承办，并得到了四川省中学校长协会、成都市教育学会的支持。四川省中学校长协会的部分会员学校，成都市教育学会部分会员学校，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中国上海、重庆、浙江、辽宁、河南、贵州、云南等多所国内外知名学校校长及老师们出席了论坛。

　　论坛上，来宾墨尔本大学国际教育管理学博士、墨尔本黑利伯瑞学校副校长杜瓦尔先生带来了“从国际教育者的视野来探讨澳大利亚高中教育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的主题分享，下文为杜瓦尔博士发言翻译概述。

一、简介

　　成都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感谢树德中学邀请我来到成都并在这次盛会上演讲。黑利伯瑞学校和我本人都很荣幸与成都树德中学合作了将近13年。树德中学在中国有着很高的声誉。不仅如此，因为树德学子优异的VCE成绩，树德中学也在澳洲广受好评。我们的合作办学成果已经表明我们两国的教育者可以一起为了实现国际教育而协同合作。

二、黑利伯瑞学校的国际化

　　黑利伯瑞是澳洲最古老的学校之一，我在这里工作了20年。像澳洲其他1/3的学校一样，这是一个私立的，非盈利性的慈善组织，它只是简单地受到政府的监管。它的成功依赖于给市场也就是家长他们所想要的。供需原则也能运用在成熟的教育产业中。往往一个家庭的几代人都接受过私立教育，他们知识渊博同时也要求很高，无法达到家长们的期望就一定没有出路。

　　在澳大利亚，私立学校和政府公立学校一直并驾齐驱。由于政府给私立学校的自由以及长期在复杂教育市场中所获得的办学原则，使得大部分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都要优于公立学校。

　　每一个学校都致力于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这在私立学校系统中尤为突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课程设置总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给学生提供不同的选择。黑利伯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20年前，黑利伯瑞是一个培养了很多成绩优异学生的中型男校，仅开设了为数不多的几门课程，并且使用的是传统的教学方法。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发现自己和市场脱节。在一次深入的研讨后，学校认为有必要针对社会的变化做出以下3个方面的调整：

• 提供更多学科，来满足学生的职业发展需求。

• 实行男女合校。

• 学生的教育体验中加入真正的国际元素，这对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相对与世隔离的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如何与世界各国有效地进行贸易将直接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

　　黑利伯瑞严格地执行这些决策，而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澳洲最大的学校，与此同时，我们的学术水平也在逐年提高。

　　我的职责是让我们学校更加的国际化，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学习体验，为他们将来的国际化生活做准备。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体会到，让一所学校真正地达到国际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深入地参与到一个复杂的国际项目中去。当然，在学校开设一门外语教学，雇佣外籍老师以及安排学校间的交流访问都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些益处也是有限的。然而，有了一个复杂的海外项目，比如中国项目，就意味着，这个学校的所有的人员，从校长，部门主管，到教职人员都不得不同时兼顾现有工作和海外项目。

黑利伯瑞严格地执行这些决策，而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澳洲最大的学校，与此同时，我们的学术水平也在逐年提高。

我的职责是让我们学校更加的国际化，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学习体验，为他们将来的国际化生活做准备。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体会到，让一所学校真正地达到国际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深入地参与到一个复杂的国际项目中去。当然，在学校开设一门外语教学，雇佣外籍老师以及安排学校间的交流访问都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些益处也是有限的。然而，有了一个复杂的海外项目，比如中国项目，就意味着，这个学校的所有的人员，从校长，部门主管，到教职人员都不得不同时兼顾现有工作和海外项目。

举例来说，我们的数学组组长，他要负责保证在墨尔本的四个校区能够有效的工作，但他同时也负责为我们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学校的数学老师提供有效的支持。我把这叫做“跨越地平线的工作”。在这种氛围下工作，我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国际意识，也迅速地感染了我们的学生。老师能给学生讲述他们自己的海外经历，当他们带领学生去国外的时候，也能给学生提供更加深刻的体验。

黑利伯瑞成为国际学校的进程与中国高中教育的开放息息相关。20世纪90年代我访问中国时，中国正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要求中国国内学校需重视：

• 英语教育。

• 了解西方教育及其教学方法。

• 创立合作项目以便支持上述目标。

　　这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参与到曾经提到过的复杂国际项目中。不仅仅是提供交换生，我相信黑利伯瑞可以与少数伙伴开发一项合作计划，根据西方教学方法，联合提供澳大利亚高中英语课程。该项目将是一个复杂的项目，学校将同时专注于管理水平和专业水平。我们不仅有联合计划董事（澳大利亚和中国），而且中国的老师会前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老师也会指导他们，并向他们学习。VCE项目使学生受益匪浅，因为它为学生提供了一条承担低风险而进入高质量西方大学的途径（特别是澳大利亚的大学），并为学生了解西方大学的学习理念做好铺垫。

　　成都树德中学的加入让我们倍感荣幸。两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都形成了有效的职业合作关系。我们的老师在与树德同事的互动中收获了许多，树德的学生们也受益匪浅。他们的成绩一直很优秀，这也保障了他们能够顺利地出国学习。

　　随着中国教育向私立高中开放的趋势，市场变得日益复杂。许多私立学校力图通过开设国际课程来让自己更有优势，然而新的法规对公立学校开设国际课程施加了限制。在我看来，专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的课程将会生存下去，特别是与海外学校同步的课程。我认为树德中学的经验证实了这一观点。

　　对于黑利伯瑞来说，在中国区的合作办学有了进一步发展。根据与中国学校合作所获得的经验，投资者四年前在天津设立了一所黑利伯瑞学校。该校第一批毕业生，在本月均考上了海外大学，主要是澳大利亚的大学。其中75％的学生获得了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的录取。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黑利伯瑞也正在以独特的方式，迈向成为真正意义的国际学校的道路上。它为澳大利亚和中国（以及菲律宾和东帝汶）的学生提供服务。

三、中西教育的对比

　　在这点上，我可能跑题了。我想谈一谈这两个国家现行教学方法的不同之处。请原谅我的概括性结论，这些结论都是基于我的个人经验，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不大适用。

　　传统上，中国的教育集中在课堂上。虽然近几年的课堂规模有所缩小，但在过去，课堂规模是非常大的。大班授课要求老师需要专注于讲授知识，一般以授课的形式进行。通常老师的授课是经过充分备课的，充满吸引力的。 学生一天结束后放学回家，然后对课堂所授学科知识进行复习。老师通过测试来检测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然后再通过对学生作业进行书面评论来提供反馈。最终的评估方式是学期或年度考试，中考或高考。

　　然而，一些西方国家，通过两代人教育实践，教育已发展到专注于个人。这使得引入小班教学具有可能性。这种变化源于对学校教育有了新的认识。西方的教育者认为，教授信息和事实虽然有价值，但不应该成为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目标。相反，他们认为，在高速变化的世界中，事实也会发生变化，或者迅速地过时。他们甚至认为，过于依靠事实不会帮助学生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过上充实高效的生活。

　　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我的观点。多年前，在中国旅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长者，他曾经是一位地理老师。他给我讲了他职业生涯中零星小事。他告诉我，他仍然记得他学生时代上的第一堂地理课。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他还是小学生。他记得地理老师在黑板上写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他和他的同学学习了这节课，并带着“中国的首都是北京”这一认知毕业了。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地理教师。当他上第一节课时，他在黑板上写道：“中国的首都是南京”，因为当时政府已经把首都搬到了南方。所以每年，带着“中国的首都是南京”这样认知的学生们也毕业了。然而，历史仍然在改变。几年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在黑板上写过：“中国的首都是重庆”，学生们带着“中国的首都是重庆”这种认知毕业了。几年后，他终于可以在黑板上第一次写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

　　告诉我这个故事后，那位老师回忆说他花了太多的时间传递给了学生错误的知识。并说道，如果我在学生需要时，教会他们找寻这些知识的方法，而不是让他们学习一些容易过时的东西，那肯定会更有帮助。他表示，他应该教他的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

　　这位老师的结论概述的是现今西方教学的反思。 如今的澳大利亚， 教师的主要目标是创造终生学习者， 他们知道怎样获取知识， 他们也知道怎样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细化下来， 这个目标就要求学生做到如下几点：

1. 找出处理实际问题时候什么样的知识是有用的。

2. 提出能指导研究的问题。

3. 在这个领域能够找出可靠的知识来源， 比如教科书， 百科全书， 学术论文还有网络。

4. 判断知识的可信度。

5. 运用知识。

6. 评估整个过程。

　　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教授学生事实，而是教给他们可以在真实情况中运用到的技巧和行为。

　　当然这个过程在不同的领域运作也不一样。 比如， 在数学领域， 数学原理用来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 它们不再是抽象的教授了。 数学老师的目标不是教数学， 而是教学生如何像数学家一样行事。同样科学也是专注于教授学生如果通过实验来发现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科学原理。

　　说到语言教学，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体系是截然不同，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语。 当然， 要首先教授基础的技能： 运用语法和词汇，用句子和段落交流。 但是在高中， 课程已经转向教授如何用不同形式的交流来达到不同的目的， 比如事实告知， 经历分享或是说服技巧。 学生要知道评估交流的内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批判思维。

　　例如仅仅是因为一些东西出现在网络， 报纸或是领导人的演讲里， 甚至是教科书中 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 或者应该被相信。 学生应该用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原则查证其他的资料，查证这些学科的原理。 那就意味着他们应该获取和查证摆在面前的知识。 我们相信自我发现知识和批判的方法是成为终生学习者的基础。 只有成为终生学习者， 下一代才能够面对快速改变的世界带来的挑战。

　　问题在于： 我们怎样把终生学习的技能教给学生？ 这跟事实教学完全不同， 事实可以从讲座和教科书中学到，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学习过程。 我们可以想一想骑自行车的技能是怎样被教授的。 我相信我的经验跟你们的差不多。 我父亲扶着自行车， 把我放在车座上， 他站在后面， 稳稳的抓住， 然后告诉我怎么一边蹬车， 一边转动自行车龙头， 如果我做错了他就纠正我。 过一会儿他就放手了， 看着我试探性地在院子里骑车。 每次我骑车经过他的时候， 他会给我一些指引和意见。

　　这就是西方的教学方法。老师提供一个安全，有架构的环境，展示一项活动怎样完成，然后让学生来实践，然后在教室巡视，支持学生并给出最直接的反馈。练习加上反馈。当然前提是班级规模一定要小。

　　学生的评估既针对他们所学的知识也基于他们的能力。即使是到学习阶段的最后一年，对学生的评估至少一半来源于课堂上的教学活动，而正式考试所占比例小于50%。

四、中国和澳大利亚在高中教育上的合作

　　中国和澳大利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 澳大利亚比较小并且是发达国家， 但是它依赖国际关系来繁荣发展。 它是中国的主要经济伙伴， 这样的关系不太可能在接下来的两三代人改变。 澳大利亚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人技能，这适合小的国家， 因为我们必须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保持灵活和创造性。

　　中国很大， 而且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巨大发展。 中国有非常有效的教育体系， 把知识传播给上百万的学生。中国大学体系也发展非常快， 但是它还是太小。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到海外的西方大学学习。 最近的统计表明80%的留学生会回到中国，为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这也意味着中国会有更多人具备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成为终生学习者，应对快速改变的世界。

　　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中国的下一代既有中国的传统技能， 又有西方国家的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技能， 那么中国一定会繁荣发展。 当然，如果我们的下一代能了解中国和中国三千年的文化，澳大利亚也会繁荣。

　　所以，中澳两国都有意于培养两国年轻人在彼此文化中有效工作的能力。通过诸如树德中学VCE这样的项目，目标终将实现。